§ 纽约，东五十二街，格拉德斯通酒店（1 / 1）
1955年3月就在玛丽莲红透好莱坞的时候，她离开洛杉矶来到了纽约，她要在一座新的城市里重新寻找自我。---浏览器上打上-.6９ΖW.看最新更新---在洛杉矶，她对城市太熟悉，城市对她也太熟悉，在这个“天使之城”，作为玛丽莲·梦露，是一整天都要忙于工作的，不仅要在银幕上忙，还要在公众场合忙、在饭店里忙；不仅要在当地忙，还要去各地为影片造势。而在曼哈顿，她可以隐姓埋名地生活，不必再当名人，不必浓妆艳抹，甚至可以套一件无款无型的汗衫，穿一件磨破的大衣，戴副墨镜，围条头巾，在满是人群的大街上穿行而不为人知。
她常去演员工作室听戏剧课，而且总是坐在同一个位子上，在最后一排；她也常去玛格丽特·霍南伯格的诊室。玛丽莲在曼哈顿过了一段令她精神振奋的生活，思想完全被潜意识的神秘所占据。正如她与她的朋友、作家杜鲁门·卡波特①所说的那样。
他们相识于1950年，当时她正在拍摄约翰·休斯顿执导的影片《柏油丛林。这位同性恋作家和这位性感偶像在某些方面十分相似，都有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说不出的痛苦。同样是孩提时代被抛弃，同样有成年后性的强烈爆发；同样使用摧残人体的毒品，同样随兴而性；事业困顿时会产生同样的症状，成功降临时会产生同样的恐慌；在身体衰退方面也是同样的结局，两个人最后都因药物使用过量而死。在莱克辛顿街他们经常碰面的酒吧里，俩人总喜欢点一种由伏特加和杜松子酒调制的鸡尾酒，他们称之为“白色天使”。她时常戴着一个难看的黑色假发套，喝多了，就一把扯下发套，说：“拜拜，黑发梦露！”
有一天，他推心置腹地跟她说：“你知道做一个‘我’是什么滋味吗？一个爱美的丑陋小矮人，一个处处遭遇凶险不幸的可怜人；平时把词语从一个人身上搬到一本上，再从一本搬到另一本，就靠这个来打发时间；一个只与女人谈得来的同性恋者……”
“我可以想象得出。你知道做一个‘我’又是什么滋味吗？”她喝了一大口伏特加，回答说，“跟你是一样的，除了不用文字说明我不是谁。”
玛丽莲死后，卡波特说过：“这是个超乎寻常的女人：前一天美丽至极，后一天却像个女招待。”他回忆起在纽约的那几年他们一起快乐和工作的日子。“我第一次碰到她时，她素面朝天，看上去只有十二岁，像个刚被送入孤儿院、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哀叹的少女。而有时候她又会像个妓女，但是金钱对她来说，总是和爱情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性联系在一起。她把自己的身体给予她认为爱她的人，而将金钱给予她爱的人。她喜欢爱，她喜欢跟自己说“在爱”。有一天，我把她介绍给比尔·帕雷，他有钱、有教养，疯狂地喜欢她，我想告诉玛丽莲他爱她。‘别逗了！只有做爱以后才会有爱，况且还不一定呢，在此之前绝对不会有，反正我遇到过的男人都是这样。对我来说，性和爱是两样分不开的东西，就像我的两个乳房一样。我希望能将性爱转变为爱情，转变为非物质的东西。做爱。就像人们说的，我喜欢这个表达方式。’——我告诉她我不这么认为，做的爱不能算爱，爱是永远做不出来的，只能说是不是处于这种状态，做了又做，仅此而已。她用一种苦涩的笑凝视着我。我没再强调自己的观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幻觉。从那天起，我改变了方向，但是我借我的《第凡内早餐的女主人公霍莉·戈莱特丽之口说：‘你不能和一个男的发生了性关系又收了钱，而不承认你有点爱他。’”
1955年，杜鲁门和玛丽莲又碰面了。她住在纽约格拉德斯通酒店七楼的一个套间里，并从2月份起，开始到演员工作室进修。与李·斯特拉斯伯格的相遇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位戏剧老师想“打开她的潜意识”。“总算这一次有人没要我打开我的嘴或大腿，真是幸运。”玛丽莲对杜鲁门说。
有一天，杜鲁门用车接玛丽莲到康斯坦丝·科利尔①那里去，她住在西街57号一间阴暗的单间里。这位几乎双目失明的英国女演员年纪大了，四肢都已不听使唤了。她给她上发音课，教她如何用她的嗓子说话。康斯坦丝说：“我一点儿都不认为她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演员。她所具有的那种现场感、那种明亮感、那种令人哆嗦的聪明感，在舞台上是绝对表现不出来的。因为这种感觉太微妙了，转瞬即逝。只有摄像机才能捕捉得到。就像一只蜂鸟，只有镜头才能定格它飞翔中的诗意。”
之后，杜鲁门和玛丽莲又失去了联系，她又回洛杉矶去了。后来在康斯坦丝·科利尔的葬礼上才又碰到她，她搬到了华尔道夫饭店，她喜欢这个饭店里她那位于二十层的套间，因为到了晚上她可以像凝视一个熟睡中的人那样看着公园大道，还有那饭店入口处的转门。旋转之门。这样东西和它的名称都使她着迷。一天，杜鲁门对她说：“这跟我们生活中的情形一样，我们还以为是在往前走，但其实是在往回走、往后退，不知道是进还是出。”
“可能是吧。但对我来说，这是爱情的形象。每个人都孤独地在两扇玻璃门之间，互相追赶着，永远走不到一块儿。每个人都觉得很遥远，与另一人相对，也不知道谁在前面，谁在后面。就像小孩子一样，都在自问谁先开始的。开始爱，开始不爱。”
殡仪馆的小教堂里，玛丽莲迟到了，她站在远处向杜鲁门打招呼：“对不起，亲爱的。我原先已经准备好了，但后来我决定不涂眼影、不擦口红。我洗了一下，但不知道该怎么弄才好了。”
他理解她内心深处的焦虑。如果有人每次约会都迟到一个小时以上，说明此人是被迟疑和焦虑左右，而不是因为虚荣。同样也是因为焦虑，因为不断想取悦他人，导致她经常性的喉咙痛，并妨碍她说话。她的焦虑还时常表现为指甲痒、手心出汗、发出像日本人那样的咯咯傻笑。焦虑常常刺激着她，她老是迟到，就像那些被父母期盼多时但姗姗来迟的小生命。
二十年以后，卡波特写完了他对玛丽莲的刻画：《一个魅力四射的女孩。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短篇文字。
时间：1955年4月28日。
场景：联合殡仪馆的小教堂，位于纽约市莱克辛顿街和五十二街的拐角处。人们在安葬演员康斯坦丝·科利尔。
玛丽莲：我不想看到尸体。
杜鲁门·卡波特：为什么会看到呢？
玛丽莲：这儿是殡仪馆嘛，它们肯定会被藏在某个地方。我今天正好需要这样：进了一个停尸房。耐心点吧。我们去找个小酒吧喝一杯。
（于是我们坐下来继续交谈。玛丽莲说：我讨厌葬礼。我将很高兴不必参加我自己的葬礼。而且，我不希望被埋葬，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希望被海葬。要不是科利尔女士待我好，关心我的未来，我今天是不会来的。她像祖母一样待我，一个固执的老祖母。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说如何呼吸，这对我帮助很大，不光是为了演戏。有时候，如何呼吸确实是个问题。）他们又告别了，像两个“白色天使”消失在白色的遗忘中。她成了他里的主人公霍莉·戈莱特丽，或者说她给了他灵感，不论是她说过的话、她的手势、她的希望，还是她内心的紊乱。她让他伤感，就像人们看到停车场的柏油马路上有一只用坏了的轮胎或一把被丢弃的钥匙。梦露去世前的几个星期，他们在好莱坞见过最后一面，后来杜鲁门回忆起那次见面：“她从未显得那么完美。为了拍乔治·丘克导演的那部电影，她瘦了许多。她的眼神中有一种全新的成熟，而且不再动辄傻笑。如果现在她还活着，而且还保持这种体型的话，她一定更加迷人。肯尼迪兄弟没有杀害她，虽然现在有人这样认为。她是自杀的。不过他们给了她最后的朋友之一、她的新闻专员帕特·纽康姆很多钱，希望她不要就他们和梦露的关系乱说话。这位朋友对事情的底细非常清楚，玛丽莲死后，他们让她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
四年以后，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广场酒店的大球房举行了一场著名的黑白化装舞会。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确定参加者的名单，花名册上的名字写了又划掉，人们以为他在修改下一部。这是他举行的最后一次晚会，是他在没有著作的名声中安葬自己的一种仪式。他请了五百个人，作家很少，电影界人士很多，如“瘦皮猴”辛纳屈，还有几个幽灵般的人物，像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塔鲁亚·布兰克西德。但没有约翰·休斯顿，尽管卡波特是他的影片《比魔鬼更强的编剧，而且卡波特也是通过他才认识的玛丽莲；也没有布莱克·爱德华兹，他把《第凡内早餐拍得面目全非。卡波特希望人们认不出对方的脸，希望每个人都是黑白两色，象棋子一样。在卡波特生前留下的文字中，人们发现他1970年写下的一段话，但是没有更详细的注释：“一个白色的疯子。她就是这样看我的。玛丽莲和我是属于两个擦肩而过的人，而不是相互触摸的人。彼此之间可以相遇而不触摸，就像霍莉和《第凡内早餐的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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